1919年，巴黎和会，
中国作为战胜国被列强瓜分和出卖；
2019年，还是在巴黎，
中国收获同一批“列强”的热情合作。
也不过，就是一百年；
正恰好，刚刚一百年。
1919年，31岁的顾维钧满心欢喜赶到巴黎参加和会，却被迎头浇了一盆冷水。按照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和“大国”地位，本应被分到5个参会席位的中国，却只被分到了两席。没办法，顾维钧等5人只好轮流参会，以确保人人有份。
2019年，习近平主席的专机刚到领空，法国空军的战机就升空护航，总统马克龙打破惯例在巴黎凯旋门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列队护送的骑兵、夹道欢迎的民众、最高规格的仪式，法国《费加罗报》感慨称，法国“倾其所有”隆重接待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一行。
区区百年，换了人间。
“自是卧榻之侧，有他人鼾睡之声，独立之邦，伏列强割据之迹。”
——李大钊《警告全国父老书》
顾维钧是这样回忆《凡尔赛条约》签订日的，“汽车缓缓行驶在黎明的晨曦中，我觉得一切都是那样黯淡——那天色，那树影，那沉寂的街道。我想，这一天必将被视为一个悲惨的日子，留存于中国历史上。同时，我暗自想象着和会闭幕典礼的盛况，想象着当出席和会的代表们看到为中国全权代表留着的两把座椅上一直空荡无人时，将会怎样地惊异、激动。这对我、对代表团全体、对中国都是一个难忘的日子。中国的缺席必将使和会，使法国外交界，甚至使整个世界为之愕然，即使不是为之震动的话。”
据史料记载，这位在中国外交史上留下浓墨重彩一笔的年轻人，用来征服与会代表的，并不是电影中那句“中国不能失去山东，就像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而是大量基于法理事实的精彩抗辩。然而，顾维钧的抗辩越精彩，越反衬出当时中国的尴尬地位，一如今天的叙利亚，常驻联合国代表巴沙尔·贾法里的精彩发言丝毫改变不了这个国家的命运。
让顾维钧更尴尬的是，中国的缺席连让“整个世界为之愕然”的效果也没有达到：在中国代表要求归还山东的提议遭巴黎和会否决后，当日路透社的18条消息中对中国不着一笔；中国代表拒绝在包含山东问题裁决的协议上签字，当日路透社的10篇电稿中也对中国只字未提。
这就是巴黎和会期间，中国在世界上的舆论关注度。
“风生于地，起于青苹之末。侵淫溪谷，盛怒于土囊之口。”
——宋玉《风赋》
一些重要的历史时刻，可能在当时都是很不起眼的一些选择。
毛泽东本来是要去巴黎的。为了组织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应老师杨昌济的邀请，1918年8月，毛泽东和罗学瓒、罗章龙、李维汉等一行25人离湘赴京。杨昌济希望他要么到法国去，要么留在北京大学读几年书，并挽留他和蔡和森住在豆腐池胡同9号（今15号）“板仓杨寓”。
毛泽东最终没有选择去法国，但北京之行打开了他的眼界，让他迈出了从湖南走向全中国、全世界的重要一步。他后来回忆，在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的时候，多次聆听李大钊的讲演，阅读李大钊的文章，“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至于后来毛泽东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对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上很多人就看出《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神韵了。
而在巴黎西郊的雷诺汽车厂保存的档案中，依然可以找到邓小平的个人登记卡。他登记证上的号码是82409A，在这家厂的钳工车间工作。作为四川重庆勤工俭学留法预备学校毕业学生，邓小平于1920年8月27日踏上前往法兰西的旅程，10月19日抵达法国南部港口城市马赛，成为当地一桩不小的新闻。
这一年，他刚满16岁。
正是在巴黎期间，邓小平与周恩来相遇，开始了共同的革命活动生涯。1923年夏天，邓小平进入青年团领导机关，担任《赤光》杂志编辑，直接受周恩来领导。邓小平负责刊物的刻版油印工作，由于他工作认真负责，大家夸奖他是位“油印博士”。次年7月，周恩来调回国内，时年20岁的邓小平在旅欧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当选执行委员，不久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从事革命活动的邓小平很快引起法国警方的注意。从1925年6月起，法国警察局的档案中便开始出现邓小平的名字，他活动的地点和住过的旅馆成为警察重点监视的地方，1926年1月8日，警方终于发出了搜捕邓小平等人的命令。不过，执行命令的人扑了空，邓小平等同志得到风声后已于一天前登上了前往莫斯科的列车。在巴黎警察局的档案里，有关邓小平的记载也到这一天结束。
当时人们不会想到的是，这两个与巴黎擦肩而过的年轻人，一个领导中国站了起来，一个领导中国富了起来。
“拿破仑说过，中国是一头沉睡的狮子，当这头睡狮醒来时，世界都会为之发抖。中国这头狮子已经醒了，但这是一只和平的、可亲的、文明的狮子。”
——2014年3月27日
习近平在中法建交50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
百年之后的今天，当国家主席习近平再次踏上法兰西这片土地，这位大国领袖的一言一行都吸引着全世界媒体的目光。
两国国家领导人的会谈从法国特意安排的“尼斯夜谈”拉开序幕。在会谈前，马克龙向习近平赠送1688年法国出版的首部《论语导读》法文版原著。这部17世纪法国人弗朗索瓦·贝尼耶的著作，目前仅存两本，一本送给习近平主席，另一本存放在巴黎的法国国立吉美亚洲艺术博物馆。习近平说：“这个礼物很珍贵，我要把它带回去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
序幕就如此精彩，接下来的消息一个比一个劲爆。
访问次日，习近平与马克龙共同见证了一个协议的签署：中国航空器材集团有限公司与空客公司在巴黎签下300架价值350亿美元的商业大单，在老对手波音正深陷信任危机的时刻，这份订单的意义早已超出本身；
访问第三天，习近平在中法全球治理论坛闭幕式上提出各国要努力破解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做行动派、不做观望者，共同努力把人类前途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再次赢得了世界各国的普遍认可。在复杂形势下，中法的这个论坛为“不确定”的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
欧洲大陆各国越来越清楚，21世纪，离开谁，都不能离开中国。G7国家逐步开始摘下了有色眼镜，加入到“一带一路”的倡议中来。同样位于欧洲大陆中心的德国，自然不会错过这样的机会，于是我们在论坛迎接习近平的现场，看到了德国总理默克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的中心正在悄悄转移。
“从国际比较角度来看的话，中国政治制度的战略规划能力和执行能力，应该是世界上最强的。一个接一个五年计划（规划）的顺利制定和执行，奠定了中国迅速崛起的稳固基础。
而西方多党竞选制度决定了，一个政党所制定的规划，换了一个政党来执政，它就无法延续了。
所以中国模式特点是一届接着一届干，直至成功，西方经常是一届对着一届干。”
——张维为
在3月18日东方卫视政论节目《这就是中国》第七期节目中，张维为教授从“民有，民治，民享”等方面，对中西方民主制度及其成果进行了系统比较，指出了与“实质民主”相比，代议制“形式民主”存在诸多问题。
中法都是富于革命传统的国家，特别是法兰西的革命精神，一直为中国所肯定，甚至写进了教科书。时至今日，习近平依然强调：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成果，也是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继续，必须一以贯之进行下去。
然而，这种革命的精神如今在西方很多国家似乎已经消失了，一人一票的“形式民主”成了不容置疑的政治正确，甚至被宣告为“历史的终结”，尽管这种制度难以遏制包括黄马甲运动在内的全世界范围内民粹主义的抬头，更难以遏制资本力量干政和克服短视政治，甚至在某些后发国家，因为强制实施这种不符合本国国情的政治制度，已经让整个国家陷入了混乱。
幸运的是，中国并没有照抄照搬西方固有的发展模式。中国的制度很好的保证了实质民主的实现，同时又为了实质民主而不断革命，在革命中传承，在传承中继续革命，这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精髓，也蕴含了博大精深的中国智慧。
视频以近几十年来的世界各国GDP变化为参照物，直观显现了改革开放40周年以来，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翻天覆地的变化。来源：快手号“青春北京”
从1919到2019，中国人民在这一百年中走出了一条清晰的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过程，一年接着一年干、一任接着一任干、一代接着一代干，每一代中国人都在努力为下一代干出一个好成绩，每一代人都在努力为下一代人清除一些制约民族复兴的障碍，而这些，习惯了“历史终结”的西方政党，未必能够真正理解。
百年风雨，沧桑巨变，历史远远没有终结，而巴黎，也只是一个见证。
